
说李作鹏是一块沉默的石头,但是,这是从火山口喷出来的石头。文革中,这块石头落在地面上一个阴冷的角落里,它从火山里带出来的温度维持不了多长时间。接下来等待它的,是一段漫长而安静的岁月。
最初几年,他一直处于隔离审查之中。那时候的调查节奏很慢,一方面要弄清很多历史问题,另一方面政治环境也在不断变化。
1976年以后,中国政治局势再次发生转折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林彪集团的问题重新被系统清理。但是,很奇特的是,这两个集团,“四人帮”的文官集团和林彪的军人集团,原本是斗得你死我活,此刻却归为一堆,叫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”。
1980年,中央决定公开审判所谓“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”。在这次审判中,李作鹏是被告之一。

当年的电视画面很多人都还有印象:被告席上坐着几个人,表情各不相同。有人辩解,有人沉默。李作鹏大体属于后一种。他的态度比较简单:承认自己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,但很少进行激烈辩护。
虽然很少,但也是很坚定地说自己想说的话。李作鹏出席了五次庭审,为自己作了辩护发言。
李作鹏表示,自己要坚持真理,修正错误,实事求是,有错认错,有罪认罪。起诉书中所指控的有关我的问题,凡是有事实根据的,应当承认;无中生有、无限上纲、与事实有出入的,应当申辩。我绝对不为过关而下跪,不为宽大而撒谎。同样也不在确切的事实面前进行狡辩。
这种表现,与他的性格其实很一致。
按照主审的伍修权的说法,李作鹏受审时,头脑相当清楚,小事承认痛快,大事决不含糊。如1971年9月6日,李作鹏将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密告黄永胜事,李作鹏供认不讳,但强调两点:南巡谈话内容,是刘丰主动对他说的,而他告诉黄时,特意交代不要告诉吴法宪和叶群。这两点,目的是摆脱与林彪谋害毛泽东的干系。
刘丰是开国少将,当时任武汉军区政委。他也被定性为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,但是免于起诉,作退出现役处理。
李作鹏被判有期徒刑17年。
和一些人相比,这个判决并不算最重,但也意味着一段漫长的监狱生活。
监狱里的生活很单调。而那些曾经身居高位的人,在监狱里往往变得非常安静。
权力忽然消失以后,剩下的只有时间。
据后来一些回忆材料说,李作鹏在狱中的生活比较规律。读书、散步、写一点回忆性的东西。
李作鹏后来关押在秦城监狱,和其他几个老战友,成了狱中的难兄难弟。
秦城监狱关押的,大多是高级干部。这里既是监狱,又带着一点“干部管理所”的性质。生活条件当然谈不上好,但和普通监狱还是不同。
李作鹏在里面的状态,有一个特点:很少抱怨,也很少申辩。
沉默的石头,本来话就不多。
有工作人员回忆说,他平时喜欢一个人坐着,有时候发呆,有时候慢慢地散步。那副墨镜当然早就没有了,但眼睛依然怕光,看东西有些吃力。
他在监狱里读书不算多,写东西也不算多。有的人在那种环境里拼命写回忆录,或者写申诉材料,希望早一点翻案。李作鹏似乎没有这种强烈冲动。他更多是接受现实。
有人问过他一句话,大意是:你觉得自己错在哪里?
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:
“站错了地方。”
这句话说得很短,但意思很复杂。
如果从政治责任上说,他确实属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;但从个人性格上看,他并不是那种善于谋划政治的人。
很多熟悉他的人后来评价说,他更像一个打仗出身的军人,而不是政治人物。他其实更关心战场。
有一次,监狱组织放电影。那时候的电影并不多,大多是战争片或者样板戏改编的影片。有人注意到,放到战争场面时,李作鹏会看得比较认真。尤其是炮火、阵地、部队推进这些镜头,他会盯着屏幕看很久。
也许那时候,他想起的是东北的那些战场。四平、辽沈战役、南下,那些真正决定命运的时刻。
他在监狱里还保持着军人的一些习惯。
作息很规律。起床、吃饭、散步,都比较准时。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。
有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,这些将军犯人里,有的人情绪起伏很大,有的人喜欢争辩历史责任,但李作鹏比较安静。有时候一天说不了几句话。
1980年代初,中央对“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”成员逐步做出处理。李作鹏被判刑,后来又因为年龄和健康原因获得减刑。再后来,他被允许离开监狱。
李作鹏出狱后组织安排他落户山西太原。组织上要求他改名,他不同意,经再三工作,他才答应化名为“李明”。他说,“李明就是明人不做暗事。”
太原这个城市,对他来说多少有点陌生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,都在军队系统里度过:东北、北京、沿海。太原既不是他的故乡,也不是他曾经工作的地方。但从某种角度看,这样的城市也许更适合一个需要安静生活的人。
在太原,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。
每天散步,看看报纸,偶尔和老朋友见面。很多人回忆,他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,只是依旧喜欢戴墨镜。
那副墨镜,好像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。
晚年时期,他整理了一部回忆录。就是后来出版的《李作鹏回忆录》。该书的腰封上写着:“共和国开国中将、人称林彪爱将、官称林彪死党、自称普通一兵”。这也是他自己的定位。
在我看来,相比于邱会作、吴法宪的回忆录,李作鹏的回忆录分量略轻。我听说,李作鹏向看管他的人员提出要写回忆录,得到的答复是可以,但是要侧重在建国前。其实,建国前他只是一个军事指挥员,而且级别不那么高,人们希望看到的,是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的回忆,因为他曾经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——既是军队将领,又进入过中央政治结构。当然,这本书也很有史料价值。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来说,这些材料仍然很重要。有时候,一句不经意的话,比长篇分析更有价值。
尽管李作鹏是“沉默的石头”,但是他却是性格鲜明的人。
1980年初中央决定对“两案”进行审理。在预审期间,代表中央的预审人同样给李作鹏扣了很多大帽子。李作鹏反驳说:“你凭什么说我的材料以假乱真?凭什么说我不老实交代?你的证据在那里?你以为你用中央的大棒子,用胡说八道的大帽子,就能压服我,就能吓住我,做梦!妄想!你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央来审问我。”
这几句话,显现出他的军人本色。这块石头,还是很硬的。
出狱后,他给海军党委写信,说他的子女现在生活都很困难,尤其是没有就业的,困难更大。他说了这样一段话:
我有的东西,可以救济(孩子),以免流落街头,影响不好。据说我家被抄两次,私人的东西被一小撮王八蛋明抢暗偷,丢失不少。我对此非常愤慨。请你们予以追查,按党的政策处理。
把“一小撮王八蛋”也落在了纸上,也可见性格。
就拿喝酒来说,李作鹏像很多军人一样,好酒,人称“李烧锅”。所以部队若缴获酒,必先送给他。1946年夏,东野部队由四平败退至吉林舒兰。部队刚宿营,李作鹏即与几个战友摆酒豪饮。不料被林彪看见,林总大怒:“现在什么时候,部队搞得乱七八糟,你们也不心急!”说罢掀了酒桌。李作鹏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参谋处处长。
也难怪林彪发那么大的火,当时有一侦察科长投敌了,我军的行动情况,敌人弄得一清二楚,林彪怎能不发火?
李作鹏酒瘾大,酒量也大。抗日战争胜利后某日,酒瘾发作,与警卫员苏烈四处找不到酒,李作鹏让苏烈取卫生所的医用酒精掺水,与苏烈一人一碗。李作鹏饮后面不改色,并参加会议,而苏烈则大醉,睡了一天一夜。
李作鹏出狱在太原时,也没忘记酒。那时,他每月生活费350多元,与1955年授衔时差不多。他开玩笑说,1955年一瓶茅台酒8元,350元可买43瓶茅台酒,现在350元只能买一瓶茅台酒。
写字也表现性格。李作鹏晚年喜书法,自谓不临帖不临碑,不摹柳不摹颜,随心所欲,龙飞凤舞,名之为“李体”。他住的房子,南墙临窗,挂他的书法条幅《赤壁赋》,西墙上有条幅“江河万古流”挂正中,这取自杜甫诗“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”,诗言志,旁人一看就懂。

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晚年编著了有关罗帅的三本书,送李作鹏征求意见。李作鹏竟在书上批了这样意思的一段话:
罗帅是伟大的政治家,不是军事家,在东北战场上,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仗是林彪指挥打的。有人告诉李作鹏,1989年中央军委就公布了33位军事家,罗帅名列其中,你怎么说他不是军事家呢?李作鹏郑重说:“实事求是说,他是位政治元帅。抗日战争时在山东,我是参谋处处长,很多事情都是我处理完了再向他报告,特别是军事上的事。在东北,他身体不太好,军事上的事他过问不多。罗帅在四野口碑很好,他擅长政治工作,为人厚道,有长者之风。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好,就什么都好;说一个人坏,就什么都坏。”
他心里很明白,关键时候的话,他也是要说的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,李作鹏受约观看八一电影制片厂的《大决战之辽沈战役》。作为辽沈战役时,李作鹏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,后任第四十三军军长,那段历史他非常清楚。但是,他对电影提出了批评,尤其指出罗荣桓、林彪、刘亚楼等人物的刻画失真,并说:“如果罗荣桓在世,此片肯定通不过!”他特别强调,银幕上的罗荣桓“高调”“抢镜头”,而真实的罗帅“话少、沉稳、从不抬高自己”;林彪被演得“阴郁犹豫”,但李作鹏认为真实的林彪“果断有气势”。
他出狱以后,在还没有获得完全自由的情况下,还是说了一般人说不出来的话,因为他是当事人,他也是历史的亲历者。
这块“沉默的石头”一旦开口,还带着火山口的热度。
说到最后,还是要强调一下,任何人都有复杂的多面性,李作鹏也不例外。全面看一个人,其实不容易,很多人会被预设的立场绑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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